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海上风电是喜是忧？

只有将1982年宪法序言关于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宣示和宪法第一条、第二条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阐释中国主权的阶级结构及其代表结构。

或者是通过对一种社会事实的确认从而使之变为一种法律事实。尤其值得担心的是前文提到的潜规则在中国还很有市场，它们具有软法的根本特征，即具有实际约束力，其对于法治秩序的破坏，对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所起的负面作用是很大的。

因此，从经验中可以概括出，对一个规范的自愿服从与强制性的服从不是相互排斥的两个选项，而是法律效力的两个在现实中彼此交叉、相互转变、通过不断变动不同的相对强度共同作用的互补要素。但这种划分造成了保证法实效实现中的二要素——认同与强制的机械分离，特别是在软法的触角从社会法领域延伸至国家法并导致国家法领域一分为二之后，更引发了软法理论与既有的国家法理论之间的冲突。对软法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可能成为法学研究的新靶子，导致学科的紊乱和理论争鸣的烽烟四起。软法概念以实际约束力（实际效力）而不是法律效力为根据，以国家法为参照物，实现了范围上的扩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软法的外延既包括政策、章程、内部通知、指导性规则、官场潜规则，又包括那些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社会行为规则。我们可以从这一软法的经典叙述中看出，实际效力或实际约束力是软法被称之为法的根本特征。

第三，虽然采用软法的称谓，但主要在经验意义上使用，而不把它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使对于民众不受法律保护的权益或是被误解的权益，民众一旦起诉，他可能会丧失胜诉权，但并不代表他没有起诉权。由此出发，我们应当同意，宪法学者应该从实践出发去发展理论，而不是用未经反思、缺乏根基的理论来规定实践，也不应总是动辄以独立性为由来进行碎片化的批判。

在本文看来，这两种论述在路线上的紧张根源于所处理问题的不同。也就是说，当且仅当有一种司法性的机构进行宪法解释并有权宣告违宪立法无效时，宪政才得以确立。长期以来，我们的前沿研究看似追随欧美宪法学在当下所讨论的话题，却很少自觉思考如何回应中国宪政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所取得的进步和所陷入的困境。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宪法学说，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司法审查、隐私权，都是在预设国家权力为恶的前提下探讨如何由野心来制约野心。

傅高义对此评点道：对于他来说，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领导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傅高义在叙述完邓小平的一生后也指出：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

宪政的时间维度：宪法不是管一时而是管长远的法律，因此宪政就是一种长时段内的政治，宪政决策也就是在为子孙后代立法，其决策的效力不仅会发生在决策者的有限任期内，它所写下的是那些常规政治无权加以改变的根本法则。在我看来，作为最高政治的宪政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加以把握。本文所给出的宪政定义很简单：所谓宪政，就是最高的政治。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比谁都更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就是向地方分权让利，而且邓小平之所以有向地方分权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两个积极性的宪政实践。

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宪政。在这里，宪政的空间维度基本上表现为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而且，中国作为大国所具有的时空差异性也最大程度地强化了宪政的空间维度。宪法研究者只要抛开那些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理论眼镜，跟随常识和逻辑来观察我们的实践，就应当承认，我们在八二宪法治下的三十年内至少是做对了一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更重要的还在于，邓小平不仅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且在每一职位上都是独当一面、统领全局的领导人。

当然，信息传播技术的跃进也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前沿研究的成本，同时让我们的宪法论述更碎片化、即时化，很多时候无异于新闻摘要或简报。而就我的判断而言，这种韦伯意义上的自动售货机式的宪政设计，我们的宪法问题从入口处输入，在出口处即得到解决，一方面是对欧美国家宪政发展史的误读和浪漫想象，另一方面也不适当地简化了中国宪政问题，事实上，宪法审查在中国体制内可能并不能解决宪法问题，它本身就是一种问题。

因此，八二宪法三十周年之时，对于宪法的研究者来说，更应该是中国宪法理论重新出发之刻。但宪政问题不能化约为公共政策论证，而中国应当避免分权制就是邓小平在最高政治的层面上所给出的判断。

但宪政作为最高政治，落实到实践中就必定表现为一个由谁说了算的问题。而且，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也强调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因此，失败论必须解释：一方面，宪政被设定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中国虽有一部看上去很美的宪法，但距离宪政还有一段距离。本文没有必要批判这种司法化宪政的范式，但如果这就是宪政的话，中国确实还没有宪政。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碰到这种论调：中国虽然有了经济意义上的崛起，但如果不能实现宪政，现在的成绩就终将烟消云散。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

但如果将宪政落实为由谁说了算的问题，宪法学者或许会认为这一判断本身就是反宪政的。傅高义在其邓小平传记中称，邓小平曾向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交待说：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我们知道，即便在邓小平痛陈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时，中国的政治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改革开放起步之时，在面对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型地区或国家时，邓小平的两句肺腑之言生动地展示出宪政的空间维度。

在此意义上，需要立起来的与其说是中国宪法，不如说是中国宪法理论。（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宪政 。

但是，政治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必须要有人或有由人所组成的机构说了算，区别只是在于由哪些人、多少人、经由何种程序、在何种领域内说了算，这就构成了一种观察中国宪政运作的理论视角。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高全喜教授近期曾提出政治宪法学内部的左右之争，但这也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对于宪法而言，我的左或右是不重要的，真正的宪政主义者只能对宪法忠诚，而不应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偏好混入宪法中，他们只能发现宪法中的最好，而无权单方面推行最好的宪法。宪法司法化与宪法学司法化在一些宪法研究者看来，我们的八二宪法从来没有立起来过。

更重要的是，五十年当然是邓小平所无法看到的时间范围，但从来没有人因此担心邓小平五十年不变这一诺言的实效。这或许是一个司法化论者难以接受的判断，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宪政何以最高。

但奥尼尔后来也写道，邓小平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我们所要发现的中国宪政，也就是存在于这种时间和空间尺度内的最高政治，它管长远而不是管一时，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

这也可以告诉我们，顶层设计有时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谈的，它要求通盘考虑的能力和顾全大局的责任感。就此而言，我们不能因中国的体制不符合美国三权分立就认为中国没有宪政，恰恰相反，如何实现最高政治层面上的统一领导才是中国真实的宪政问题。

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宪政的历史尚未终结，中国一部分反宪政理论的政治实践，并不是折射出中国距离理想宪政形态的距离，而是为中国宪法的研究者提供了由实践去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学术富矿，但真正开掘这一矿藏，就要求我们摆脱理论前见的桎梏，直面事实本身，进入八二宪法的实践。就此而言，如果不理解邓小平的政治理论以及改革策略和路线，我们很难把握八二宪法的时代精神。在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十多年过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宪法并没有司法化，但我们的宪法学却基本上被司法化了。如果只是因为宪法是高级法和根本法，宪政就是高级、更高乃至最高的政治，那么这只能说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论证，而且很容易再次陷入宪政即司法审查的误区。

在当下，通行的论述策略是将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成就进行切割处理。有时候，宪法学者会自嘲为屠龙术的演习者。

预备心态让我们向前看，学习心态让我们向外看，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八二宪法之上和之外来旁观中国宪政实践。在中国宪法体制已经形成制度化的代际政治模式后，宪政作为最高政治在时间维度内就表现为那些超越代际政治而不变的法则。

但中国宪法的研究者或许未能意识到一种更为隐蔽的破坏作用：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研究议程的控制力。傅高义指出，邓小平先是领导江西苏区一个小小的县，后来领导太行山区的几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则领导数省交界处的边区，1949年后领导整个西南大区，直到最后领导中国。